谢其章：一个张爱玲迷的自白
活了75岁的张爱玲，离开人世间25年了，两个时间相加恰好100年。100年可不是个小数，谁知道下一个下下一个张爱玲整百年诞辰，那时的人们会不会像如今纪念屈原、杜甫、曹雪芹那样记着她。
至少我会永远记着她，永远念她的好。
去年夏天，一位朋友找到我，说有这么个活动“中国研究中文本资料的探寻、传播与分析：学者与藏家的对话”邀我参加。这是个听着很有学术味的会议，中德两国两所著名大学联办，会期三天，与会者须提交一篇不少于8000字的论文。这个会本来定的是今年3月初举办，由于尽人皆知的原因，改到7月初，后又延至明年7月了。
论文我早就写得了，也提交了，真不好意思使用“论文”这个词。我曾经极其崇拜的基辛格，其本科论文《历史的意义》长达380多页，据说创了哈佛大学论文篇幅最长之纪录。
我的论文题目叫“一个张爱玲迷的自白”，内容摘要是这么写的：
30年来，节衣缩食地淘买到几乎全部1949年之前的张爱玲作品初发刊，其中大部分是全套无缺的旧杂志。如果仅仅陶醉于自娱自乐的收藏，显然属于低层次的“张迷”而已。我一边搜藏一边撰写一点儿“小考据”文章。那些个关于张爱玲的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搜集与写作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搜集和写作的历程，一点儿都不觉得这其间30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后面的几句，资深“张爱玲迷”应该看得出我套用了谁的话。
我的论文之所以还够沾上一点儿论文的大名，实实在在的理由是曾经写过的十几篇“小考据”文章，有了它们，再加上主办方要求提交的论文中含有“文本资料的探寻与分析”的元素，所以我的文章蛮可以论文视之的罢，有的时候真的不能过于小看自己。
“小考据”之一为：1945年元宵节，在常德公寓张爱玲家，与张爱玲交情最好的《杂志》社搞了场“苏青张爱玲对谈”。柳雨生（柳存仁）因当晚要和张爱玲同台义演《秋海棠》，也提前来常德公寓张家等着和张爱玲一起去演出现场。1969年4月7日，张爱玲在写给宋淇的信中提到了这件24年前的往事：“他一共跟《杂志》的人到我家来过两次，太太没有来过。有一次有点得罪倒是真的：跟苏青，对谈，我说人多，说不出。编辑叫他到阳台去等着，虽然是开玩笑的，他脸上有点窘。但是我以为他现在得意的时候也许愿意看见old acquaintance（老朋友）。”这么件无关宏旨的小事，70年后经过我的考证写成了文章，是不是饶有趣味？小事不小，大事不就是由无数小事堆积而成的吗？
还有一件小事：张爱玲是1942年5月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具体日子呢？这个日子是我推算出来的——“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这句很重要，南方的初夏，5月就算是了。如果照周黎庵所说柳存仁与张爱玲同船，那么张爱玲回到上海的日期即可确定为“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没想到梅兰芳的交通工具悬而未决，倒把张爱玲年谱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先考定了。又查了一下张惠苑编著的《张爱玲年谱》，书中对此是这么写的：“1942年5月，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辍学，与炎樱坐船返上海。”另外一个至今无人考证出来的是1952年7月张爱玲离沪赴港的具体日子，是哪一天？这是枝节末梢的小事，有那么难吗？真就这么难。
另外一件“平张失和”事，这个不能算小事了。“平张”即平襟亚和张爱玲。平襟亚（秋翁）于1941年7月与陈蝶衣创办《万象》杂志，张爱玲是《万象》的头牌作者，风头一时无两。1944年夏秋之际，平张二人因一千元稿费的出入，撕破了脸皮，打架打到报纸杂志上去了。平襟亚文章的题目是《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最后的义务宣传》和《“一千元”的经过》，张爱玲的文章题目则是决裂的架式——《不得不说的废话》。关于“平张失和”的原因，我翻查了《万象》《语林》等相关刊物，撰写了《张爱玲为什么与〈万象〉闹掰？》。时间过去了十几年，我仍然认为“平张失和”的主因是“一千元灰钿”。至于另外一种说法，即张爱玲是因为迅雨（傅雷）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刊于《万象》第3卷第11期，同期连载有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中批评了《连环套》而与《万象》闹掰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就算是“平张失和”的原因，那也是个次要原因（次要原因不止一个）。傅雷现在鼎鼎大名，当年未见得呀，而且用的是笔名。同期《万象》刊出批评自己的文章，顶多让张爱玲很不舒服，尚不至于到闹翻的程度吧，虽然张爱玲很快写了《自己的文章》回应迅雨。再者，傅雷文章里夸张爱玲也夸得够热烈的呀，称其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傅雷那句“《连环套》逃不过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一语成谶。还有结尾那句“‘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也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也不是什么中听的话。说来说去，这原因那原因，能够摆在桌面上的只有“一千元灰钿”。
“平张失和”一役，作为长辈的平襟亚（1892—1978）大失风度，张爱玲给您的私信您不应该公之于众呀。张爱玲初登文坛即碰到这么件棘手的纠纷，面对大《万象》和大老板，全无惧色，应对自如，干脆利索，只说“一千元”的出入，一句废话也不说。
我写过三篇关于“南玲北梅”的“小考证”文章，说实话，我倒不是非跟梅娘过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南玲北梅”，真实的动机是冲着学者们去的，看不起某些现代文学学者，他们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相信了这个梅娘自编自演的骗局，现代文学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破绽百出的骗局。给这个骗局挂上“欺世盗名”的牌子也许很恰当吧。上世纪90年代张爱玲如日中天，而梅娘早已文名不彰。作为40年代北方的名作家，梅娘瞧着张爱玲眼红，心有不甘，出此下策情有可原，可怜的是那些为数不少的中了圈套的学者们。我去过梅娘家，见过梅娘，请她在沦陷时期北平出版的《艺文杂志》上写过几句话，因为上面刊有她的作品。梅娘在创刊号扉页写下“谢谢为我们一代人保存旧作”，在第三期扉页写了“我们历经坎坷，渴望理解”。梅娘的钢笔字比张爱玲写得好太多，张爱玲只有“流言”和“张爱玲”这五个字写得好，之所以称好，还是因为《流言》初版本封面的缘故，其余无论是手稿还是信函，张爱玲的字都难以称佳。张爱玲对于所谓的“南玲北梅”毫不知情，她人在万里之遥的美国，也许正因为此，梅娘才敢于上演这么一场闹剧。假设张爱玲还在上海没走，她便不会像现在这么红，梅娘也就没必要打张爱玲的旗号了。
张爱玲感动我的地方，归根结底是她的语言。就那么有数的几千个尽人皆识的汉字，到了张爱玲的笔下，有如魔方一般，变幻出摄人心魄的组合。如《对照记》里“我祖母带着子女合照”下面这几句：“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