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息之生

前言

人生在世，离不开呼吸之事，一呼一吸为一息，今年近半百，故曰半息之生。然与儒家思想关于五十岁的两个境界“知天命”和“服官政”均差之千里，不忍后辈步我凡尘，特将前半生流水帐公之于世兼怀曾在不同阶段陪我前行的亲人朋友。如果有相识的朋友看到此文觉得叙述有所偏差，希望您不要介意，就当我放了个屁，一笑了之。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40多年前。

一

公历  1972  年  5  月  3  日上午  9  点多，在江苏省淮阴市（现为淮安市）宿迁县（现为地级宿迁市）龙河乡双蔡圩村一间普通的民房里，独一无二的我诞生了，可惜的是出生的时候既无声光电，也无色香味，虽然有几棵泡桐树亭亭如盖却长在了屋后，多年后问母亲在生我前有没有做过什么奇怪的梦，母亲清晰有力地回答：每天累得不够睡，哪有时间做梦。这也彻底粉碎了我想不劳而获的打算。

有个带有迷信色彩的细节需要陈述一下，母亲记得我是  9  点前出生的，大姐记得我是  9  点后出生的，爱好生辰八字算命的朋友可以算算，  9  点前出生的人是大富大贵的命，  9  点后出生的是小富小贵的命，大姐比我大  10  岁，在回忆我出生的情景时，她笃定地说道，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天上的太阳就像煎饼（宿迁的一种特产，当时的主粮）一样闪亮，正想一口吃下它的时候听到了我的哭声，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过去苏北农村一天只吃两顿饭，学生起来先去上学，  9  点左右回家吃饭，下午  4  、  5  点的时候再吃一顿，一天的饮食就解决了。从我目前混得买个房还要贷款几十万的现状看，无疑验证了大姐回忆的相对正确性。同时对生辰八字算命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因为小富小贵也是遥遥无期啊。

当时父母亲均下放在农村，想到医院生孩子是一种奢望，幸运的是母亲是一名医生，不过下放到农村后又多了前缀变成赤脚医生。在农村小病小痛都是自己扛着，很少有人去医院，也去不起，唯有生孩子这个事不找医生不行，所以母亲在下放的几年基本上从事的是接生婆工作，对专业医生来说接生是用牛刀在杀小鸡，所以保险系数很高，在当地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方圆几十里只要生孩子非请母亲去不可，当时的“红包”是几个鸡蛋或者  3  、  5  角钱，靠着这点外快，我们姐弟四人才能健健康康地活着。所有的母亲都是坚强的代名词，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在生二姐的时候她是自己为自己接生的，生我的时候也只是找人帮个下手，据大姐说我哭的声音特响亮，或许冥冥之中自己知道趁着能哭的时候拼命嚎几嗓子，因为以后想哭也哭不出来了。

在两年前我回出生地一趟，以前我们家的老房子现在翻盖成了带院子的瓦房，三舅家的表哥住在里面，父亲带我到屋后，屋后记忆中的小湖其实就是小鱼塘居然还在，父亲指了指一个地方，那就是你的埋衣胞之地，我看了看，几片落叶趴在上面，附近一棵树倒是长得郁郁葱葱，一排鸭子摇晃着从衣胞之地走过，不惧生人，摇摇摆摆，淡定从容。

二

我出生不久，母亲便被安排到一家新单位，嶂山切岭工程处，我也随着母亲来到这里，并在这里生活到六岁。我的童年是真正的无忧无虑、天马行空的童年，没有幼儿园，不知道啥叫钢琴，更没听说过还有英语这种语言，每天除了睡觉就是玩，唯一安静下来的时刻就是翻阅父亲买回的小人书，大部分是关于小孩如何机智地和日本人斗，和国民党斗，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其中有一个小勇士头顶半个西瓜游到岸边打坏蛋的故事记忆深刻，还有一些改编的名著，记得上小学时已经集齐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故事》等连环画，可惜多次搬家丢掉了。我身上的坏习惯很多，如果说身上还有一点好习惯的话那就是运动和读书了，这两条陪了我几十年，让我在卑微的生活中不至于绝望，究其源头，要感谢父母在我们童年时期无形中培养的习惯。

那些年我们一家分居三处，奶奶带着大姐、二姐、三哥在龙河农村，父亲已调到供电局在县城上班，母亲带着我在嶂山。所谓嶂山其实就是个十几米高的小山头，在那个大兴水利的年代，小小的嶂山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当时在居住范围  1  公里内，只有一位同龄人，是个女孩，叫聪灵子（音对字不一定对）家里开个杂货店，没事我就会到店里转一圈，喊她出来捉迷藏，当时路边放了很多手推车，朝里一蹲神仙也找不到，最终结局不是她哭着回家就是我落寞地一个人回家，孤独不是罪啊。后来她们家返城竟然与我住一个大院，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就像当年捉迷藏一样，相呼两不应。

当时哥哥曾在嶂山小学上过几天学，学校的桌子是土砌的，凳子也是土砌的，每天放学回家一身泥，我讲给女儿听的时候，她以为我在讲故事，其实故事与事实之间不过就几十年的时光。

三

鉴于少年时代童年时代琐碎的事太多，也为了我以后可以展示一下倒叙手法，同时为了满足大家高尚的好奇心，让我们先直接来到青年时代，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各种思潮浪潮变革扑面而来，有人幸运地成为弄潮儿，也有人不幸地被潮儿弄，而我只是庸俗地随波逐行，还慢一波。

1990  的夏天，天分外热，宿迁中学（就是刘强东同志的母校，早知道就留两级和他同学了）高三（  6  ）的教室不再拥挤，原本坐  60  多人的教室，因为预考有十几位同学没有达线，他们失去了参加高考的资格，是的，他们最少十一年寒窗换来的是上场的资格都没有，这是一个悲伤的话题我会在后面具体描述。剩下的同学日子也不好过，谁也不知道高考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落在谁的头上，但是都知道势必有大部分人被它斩落于马下。

高中时我的学号是  34  号，这是一个忧伤的数字，分考场时幸运的是在母校主场，不幸的是全班包括全校没有一个同学和我在一个考场，监考老师也是外校的，而隔壁的考场不仅同学相互熟识，甚至监考老师也是我们初中老师。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接下来的  0.5  秒都不到的瞬间让我永生难忘，也让我在以后噩梦频频。在数学考试时，我顺利地做完了试卷，回头检查时突然发现选择题最后一题错了，应该是选择另一个选项，当时笔已经拿起，就在这刹那间铃声响了，如果我改了也就改了，但是改之前我做了一个心虚的动作，一个后悔一辈子的动作，看了一眼监考老师，我看到他正死死地盯着我，在我犹豫的瞬间铃声结束了，笔没有落下。这一题  4  分，而我与重点高校录取分数线只差  3  分。人生就是如此幽默，不过以黑色幽默居多。

从小学开始，我的成绩基本保持中上水平，只超常发挥过三次：小升初、中考和高考，这种运气爆棚的事情在工作后基本没有发生过，所以人生得意须尽欢啊，因为人生得意的机会太少了。顺便爆个小插曲，我平时考试年级  100  多名，高考前有次摸底考试考进了前  20  名，其实就是  19  名，学校开大会在表扬前几名优秀同学同时，给我颁发了最快进步奖，奖金  5  元，或许正是这  5  元拉开了我以后上上下下人生的大幕吧。

高考分数出来那天，我和孙新启（现名孙个秦，文人就是矫情，没事就改名字）、朱邦军（此二人为我中学时代挚友，俗称狗朋狐友，自称三剑客，后有详述）一路谈笑风生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来到学校打听分数，到了学校看到已经有不少同学聚集在办公室门口，结果老师不让我们进门，隔着门教语文的徐老师把分数告诉大家。徐老师嗓门很大，在认为高考定终生的年代，他报的分数砸向每一个人，大家的脸色根据分数的不同迅速黑白灰红起来。实在不忍心回描当时的场景，先说我们三人吧，邦军分数最高，符合他一贯学霸作风，我其次，展示了考试型（狗屎运）选手应有的素质，新启发挥失常，排名第三。很荣幸，尽管  4  分的阴影久挥不去，但高中三年来我终于第一次考进全市（宿迁市）文科前十名，不过以后的历史进程证明，比我优秀的人都是为别国培养的，只有我们这种人才是真正爱国，不，应该说至今就没出过国。当时比我分数高的同学下场（是谁说我羡慕嫉妒的，站出来）如下：同桌高行乐，现在在奥地利鬼混（风生水起），在大使馆任职商务参赞，徐琛、周兆呈放弃省级媒体不干，非要到芬兰、新加坡，难道芬兰不让一人掉队的宽松教育能比我们每天学到晚上  12  点才睡觉要强？难道新华日报受众没有联合早报多？像我们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扎根苏北（其实是没能力出去）难道不值得表扬吗？！几年前，行乐回家乡，同学小聚前搞了个俯卧撑比赛，这个文质彬彬的家伙居然做得比我们多，难道文武兼备说得就是他，要不是他在国外多年酒量下降，还真找不到比他强的地方了。细心的朋友可能留意到了，还有个分数比我高的朱邦军同学没有提，他确实没有出国，他是我们班公认的最老实的人，最热心的人，最善良的人，是最符合毛主席说的那种人，他考取了天津商学院，为什么提到他天会下雨，那就等天晴了再说。

四

当年的高考志愿都是提前填写，这个奇葩的规定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特别对于我这样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来说，填志愿就是一场赌博啊。鉴于平时成绩一般，我将精力主要用于大专院校的填写，在填本科院校时并没有按照从重点到一般的常规报法填写，反而选了一个不出名的院校放在第一位，以便一击而中，果然辩证法在我身上继续得到了发扬光大，我超过了本科分数线，也“如愿以偿”地被第一志愿录取，那就是我亲爱的母校淮海大学，肯定有人质疑不会是山寨大学吧，没听说过啊，不要着急，因为等我们毕业时校名已改为淮海工学院，现在又改成江苏海洋大学了

母校坐落于连云港云台山脉一侧，花果山西麓，  1985  年开始筹建，等我们  90  年入校时已小有规模，不过  94  年离校时依旧小有规模。但子不嫌母丑，四年的青春，虽然没有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没有在健身馆（因为根本没有健身馆）洒下辛勤的汗水，但是在老师们的耳渲目染下，在操场的单双杠旁，也让我们闲不住的青春小小绽放了一下。

1990  年  9  月的一天，经过  4  、  5  个小时的奔波终于从宿迁来到连云港，以前从没有去过连云港，去过的大城市只有南京，当时只知道连云港是  14  个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美丽的港口城市，到了连云港城区后，发现和南京不太一样，到了学校门口后，发现和南京的高校也不太一样，于是安慰自己整个江苏只有两所大学，一个是南京大学，一个是淮海大学，其他现在很牛的高校当时都叫某某学院，还有一些当时是电大职大的院校现在名气也超过了母校，我们学校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好的例证。一进校门，扑入眼帘的是几方鱼塘，方方正正地排队迎接着我们，还有在风中摇曳的芦苇向我们点头哈腰，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我找到餐厅，不是饿了，是新生接待就放在餐厅，校园里九  0  恋曲的歌声徘徊不去，朗朗上口的旋律，略带忧郁的歌词一下就把我拉入了大学的情境。

接待我的是师兄周启博，之所以记忆犹新是因为他长的居然比我帅。今年春节我们在连云港相遇，师兄变化并不大，而我两鬓已霜，他回忆当时接待我的场景，我羡慕师兄当时潇洒的身影，聊着聊着话题转到了子女，原来我们与青春撞了一下腰已经是  30  年前的事了。

五

淮海工学院社科部汉语言文学系应用中文专业，简称  90  中文，这几个字以后将会频繁地出现在简历中。多年以后，我对在某名校也就读汉语言专业的女儿说，老爸大学四年最后悔的是书读少了，她眨巴眨巴眼睛说，为什么你们的遗憾总是叫子女去弥补呢，说得我竟无言以对，只好拿起旁边的读者认真地阅读起来。

我们班共有  42  名学生，是全校人数最多的班级。其中女生  14  人，虽然论比率不如英语、日语专业高，但绝对数全校最多，在高年级师兄强狼环伺的氛围下，我班同学迎难而上，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朴素心愿，在毕业时居然有三对  6  人牵手成功，并且一直牵到现在，但让人欣慰又气愤的是他们不仅抢占了爱情的先机，居然也抢占了人生的先机，都做到了处级干部（是谁说大学期间不准恋爱的，站墙角去），那位看官表情不要不屑，在我们苏北地区能做到处级就算是领导了，千万不要用一线城市标准来衡量权力的大小，在县城如果做个科级干部走路基本可以抖了。当然这都是后话，报名结束后，第一次见面的同学们都谦逊热情地打着招呼。大学可以说是人生真正起跑线的开始，从大学开始，情商的重要性日趋大于智商，一些社会非明性规则开始随风潜入夜，家庭的影响，社会的塑造，个人的努力，命运的青睐相互交织，各位同学的命运其实已就此展开，只是当时大家懵懵懂懂，多年之后才惊觉，原来那小子已经甩我们很远了。  40  岁之前，我也怨天尤人，  40  岁之后，不怨了，并不是我境界提升了，觉悟提高了，而是回头一看，其实上天对我不薄，当他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又替我开了很多扇窗户，只不过我自己爬进爬出，虽然领略了很多风景，但耽误了行程，等到想和同学们把酒言欢时，才发现原来他们正在楼上喝着呢。幸福的是，他们笑着对我说，酒帮你留着呢。

六

父母的政治面貌一直到退休时都是群众，他们当然也想入党，但是爷爷在解放前开了家米厂，赚了钱就像现在人们有钱就买房一样去买地，我们家祖籍是扬州宝应的柳堡，对  50  岁以上的人来说，柳堡这个地名并不陌生，因为《柳堡的故事》电影曾经风靡全国，爷爷在讲究成份的年代抑郁而终。爷爷的过早离世，既激发了父亲勤奋要强的一面，也无形中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父亲的勤奋很多与他共过事的人在我面前提及过，原淮安市人大副主任尚云，曾经做过多年法院院长，每次说起我父亲时他都会提及一个画面，说当时在县委大院，你父亲把白毛巾缠在胳膊上，一只手飞快地打着算盘，另一只手不时擦擦额头上的汗，阳光照在你父亲脸上，真是个帅小伙。就是这位帅小伙在小平同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前颠沛流离，单位频繁更换，直到文革结束才相对稳定。母亲也随着父亲跑来跑去，从一名正式医生下放到农村做起了村医。多次运动让他们远离政治，甚至有些惧怕政治，父母一直恪守靠手艺吃饭的理念，受家庭的影响，我们姐弟四人对政治都不太敏感，这也让我们在仕途上走得倍感艰辛。

我们那个年代高考的门槛很高，网上给出的  90  年录取比例为  22%  ，其实要更低，因为不少人在预考时被刷下，想成为分母都不能，这样学校的录取率就会提升，但你如果能爬过这道门槛，收获还是大大的。记得当时学费是每学年  100  多元，然后每个月学校给  20  多元的生活补助，所有学生均可享受，困难补助可以另外申请，最让现在大学生眼红的是工作包分配，此话题留到毕业时再谈。因为班主任进来了。

当时还不流行辅导员之说，就像中学一样是班级制，不像现在大学生可以选修，一个班甚至一个宿舍的同学课程表不一样都属常态。我们  90  中文的班主任是汪如东老师，才毕业的研究生，长得白白净净，微胖，经常穿着运动服挥舞着网球拍对着教学楼的墙壁狠狠地抽打着网球，因为我们学校没有网球场。我们班是汪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整个大学期间我和汪老师之间只有几句话的沟通，这让我一度以为汪老师执教水平难称卓越，直到  20  年后，  2014  年我们班毕业  20  年聚会时，汪如东老师特意从上海赶回连云港参加我们聚会，在现场，他拿出了几个本子，我们打开一看，居然是我们大学期间的教学日记，里面详细记载着每天同学们的学习状态精神状态生活状态，这让我们感动不已，原来陪伴我们四年的书生型的南方小男人一直是个外冷内热的真汉子。  2019  年有幸与汪老师在上海小聚一次，在坐的几位同学都已或多或少白发杂生，五十多岁的汪老师居然满头乌发，汪老师一心求学，心无旁骛，质心犹存，故不显老，我等身处江湖，杂念丛生，能不老乎。饭后，知道我要去看看女儿，汪老师特意陪我走到学校，告诉我这是他经常买菜的地方，这是他读博时住过的宿舍楼，看到女儿后，汪老师又是一番谆谆嘱咐，恍惚间，觉得汪老师叮嘱的不是女儿，而是当年  20  岁的我，这岂不是又是一次师生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