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传递出一系列含金量十足的政策走向。　

　　一、明确结构性改革主线

　　会议把加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常态下调控思路的重大创新。从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政策基调一直维持“稳中求进”。今年这一提法没变,但基于现存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但也面临困难和挑战,表现为增速下降、价格下跌、效益下滑等,在根子上是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所致,化解矛盾的根本办法,在于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

　　明确重点工作方向。如果说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是提出和阐释“新常态”,今年的着力点则是新常态下“怎么干”。会议围绕结构性改革提出了经济发展、稳定增长等十个方面,明确了新常态下的重点方向。

　　二、“三去一降一补”布局结构性改革关键点

　　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被认为是当前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对绝对过剩和结构性无序发展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将区别化出清。探索多种去产能途径。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主要有五大路径:一是从解决僵尸企业入手,关停并转,用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方式加快清理;二是剥离出来,重组合并,重新配置资源;三是用“腾笼换鸟”的思路换产品、换技术、换新的运营方式,提供有效供给;四是扩大出口,从需求端加快去产能;五是加快产能输出,在供给端消化产能。行政力量与市场手段并举。分析认为,我国过剩产能的形成与旧发展模式下地方过度关注GDP有关,出清过剩产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不够,还在于政府能否认识旧增长模式的弊端,能否收回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能否理顺中央与地方的竞合关系。强调社会政策兜底减少冲击。会议对化解产能过剩政策定位是“积极稳妥”,并强调“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和“因地制宜、分类有序”,预计清理过剩产能的步伐将相对谨慎,下一步将出台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政策,对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和地区或将给予一定支持。

　　就关停过剩产能可能的影响,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测算认为,政府明确定义为产能过剩的6个行业(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就业占工业部门就业约12%,占整体非农就业3.3%。若将这些行业20%的产能裁减,将造成356万劳动力失业,占整体非农就业0.65%。虽规模不大,但很可能集中在部分主营采矿和金属行业的城市与地区。——编者注 

　　全面部署降低企业成本。会议提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六方面举措,降低企业生产、经营各链条成本,基本涉及全部政府调控范围。将继续推进结构性征税。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预计,措施将包括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快营改增,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加速折旧、研发投入抵免所得税等。调减企业非税负担。专家预计,政策着力点主要包括下调不合理收费、社保缴费调减、减轻企业综合负担,如红顶中介寻租带来的综合成本,以及更有效融资支持中小微企业,辅以政策性金融、产业基金等配套改革措施。

　　加快房地产去库存。中长期制度变革与短期去库存结合。会议给楼市去库存开了一张“近期与远期统筹结合、供给与需求双向发力、多措并举”的药方。从长期看,引入农民工市民化带动长期需求。从短期看,一方面从供给发力,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坚决控制土地和开发节奏,不再造成新的库存压力;另一方面刺激需求,通过交易环节税费减免,提高交易的流动性,促进合理需求释放。农民工市民化需系统性改革方案。围绕支持农民工消化楼市库存,会议提出两个方向:一是进城买房,二是长期租房。综合来看,落实可能面临的问题有:一是农民工收入与城市房价之间有差距;二是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或放大以地产为切入点的金融风险;三是购房农民户籍与其原有宅基地和耕地的矛盾有待解决。未来有待推进户籍、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依法有偿转让、抵押贷款试点等各项配套改革。

　　对房地产措辞变化是此次会议的重大看点。回顾往届会议,2014年并未提及相关任务,2013年仅提到保障房建设,2012年以前每年虽提到但均聚焦于调控。追溯到2008年时才出现“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等表述,当时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低迷,政府着力拉内需的历史阶段。——编者注 

　　扩大有效供给“补短板”。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三大要素,会议对这三方面都有重点表述。劳动方面,更加注重对人力资本的培育挖掘;资本方面,将创造条件让资本形成更加顺畅,让储蓄向投资转换更便捷;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强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双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作为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政策重点。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债务攀升过快一度成为我国债务领域的一大风险点。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出于减少市场冲击的考虑,可能设置一定期限的过渡期完成置换。实现政府与国有企业债务明晰。国有非金融企业债务率畸高是我国债务问题的一大特点,其中很多是隐性政府债务。会议将“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作为一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提出,表明将逐渐剥离国有企业的准政府债务,实现“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

　　三、多措并举营造良好改革发展环境

　　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新增部分将主要投向“促转型”、“调结构”重点支持的领域;在方式上,可加大财政赤字、财政支出与减税降费并举。一方面,减税政策将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以降低实体生产部门税负;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仍将对稳增长提供支持,降税造成的财政减收将通过赤字来弥补,以保障政府应承担的支出责任。此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表述也符合我国一以贯之的渐进式改革特征,表明不会出现财政赤字短期内激增的情形。

　　我国从2008年起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2015年财政赤字率分别为0.6%、2.8%、2.5%、1.8%、1.5%、2.2%、2.1%和2.3%,保持在3%国际警戒线以内,当前扩大财政赤字仍有空间。但平安证券测算认为,即便赤字率升至3%,即2.6万亿左右的财政赤字,财政支出也仅能较今年提升5000多亿元,难以支撑基建投资增速稳定在今年17%左右的水平。——编者注 

　　货币政策转向“灵活适度”。自2010年开始的稳健货币政策基调没

　　变,但更加强调灵活适度。平安证券认为,会议强调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改革的适应性,表明不会过度宽松拖累结构性改革的进行;降低融资成本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意味着降息、降准仍有空间,前者作为价格工具需进一步引导融资成本下行,后者则需视跨境资本流动的状况对冲流动性变化。

　　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我国正在发生财政货币政策“攻防互换”,即财政政策开始唱主角;2016年通胀中枢大概率上行,货币宽松空间将较小。——编者注 

　　四、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会议提出,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突出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四大领域。多位专家认为,这四个领域改革的深化,将使具体经济发展任务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闭环,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体来看,国企改革为过剩产能调整、市场出清提供基本经济制度支持;财税、金融等改革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养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针对结构性改革推进可能带来的下岗、就业等问题,强调基本民生兜底。

　　五、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城市建设迎来拐点

　　与此次经济工作会同期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建设或迎来拐点。搭建城市建设顶层建设。会议从中央层面为城市建设搭建顶层设计,对城市规划、住房政策、人口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务管理等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特别强调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树立“紧凑城市”理念。会议强调控制城市开发强度,坚持集约发展,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将拉动新一轮城市建设热潮。会议提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预计未来将拉动新一轮城市建设热潮。(编辑:田小平)

　　据申万宏源测算,按照国务院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2013年底全国城市建成面积4.78万平方公里,保守假设每平方公里投资1.5亿元、试点城市每平方公里1.9亿投资,静态预估2020年将拉动1.4万亿元投资,2030年达到5.7万亿元。以能大幅提高城市综合管理能力的地下管廊建设为例,目前全国城市排水管道总长度约50万公里,地下管廊却不足1000公里,考虑其上亿元的单公里造价,到2020年,地下管廊建设总投资规模约8000亿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