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讲“义”,并非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江湖义气,更主要的是民族大义、国家大义。湖南人自古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屈原就是典型的代表(准确的说,屈原属于楚国人,楚国的范围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安徽、以及江苏大部分)。湖南人永不言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是自古养成。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近现代,湖南人更是把以天下为己任发挥到极致。以抗日战争为例,有差不多一半的战役发生在湖南,包括常德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著名战役。日本最后也是在湖南投降,芷江作为受降之城而名垂青史。正如杨度在他的《湖南少年歌》所唱: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重气节,轻名利,看淡生死。既有“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慷慨赴死的佳话,也有左宗棠抬棺入疆,视死如归,豪气干云。蔡锷冲天一怒,敢把皇帝拉下马。而他自己则约法三章,功成而身退。黄兴也是如此,立大功而不居功,更是视名利如粪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豪迈之气,深深的刻在了湖南人的基因里。当元朝大军攻破长沙之际,岳麓书院的尹谷院长在除夕夜率家人及学生数百人从容自焚,为国捐躯,就是死也不做亡国奴,这是何等的气节。也许在今天的人看来,他们有些愚忠,有些固执,有些不值。但正是湖南人的这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大无畏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湖南人,前赴后继,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视死如归。
湖南人敢为天下先。在湖南人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够克服的。魏源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的《海国图志》甚至影响了日本的维新运动。他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处于黑暗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束亮光,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古代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今天的张小龙发明了微信,这看起来是一种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毛主席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提出发展两弹一星,在面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强敌面前,即使毫无胜算,也不惜一战,都是湖南人性格的突出表现。
岳麓书院大门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其实,相比于江浙一带,湖南人对于治学并不十分突出,也并非特别的聪明。湖南人崇尚读书,家家户户把读书改变命运奉为圭臬。但千百年来,湖南的进士、状元相对较少,说明湖南人并非特别有读书的天赋。然而,湖南人把自身的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成就了一篇大文章,硬是将自己锤炼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以至于近代湖南人创造了“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湖南人材半国中”、“无湘不成军”等的盛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更是成就了在一片废墟上创立新中国的伟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湖南人的性格也有其致命的缺点。湖南人爱惜名节,却往往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绝少有朋友。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成想成为千百年来湖南人的处世之道。但这样的圣人君子,无欲无求,如何能有朋友呢?湖南人性格倔强固执,认死理,往往把一件事绝对化,不是0就是1,宁折不弯。在古代,湖南人重农轻商的思想尤为严重,这也就导致现在的湖南人重实体,轻服务,对金融业、商贸业等服务业存在发自内心的轻视,对富裕生活的追求更是视为一种羞耻。男儿当立志报国,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岂不知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根本目标之一。湖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拥有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中车集团这样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但金融业和服务业相对落后。这是性格使然。湖南人善于在绝境中反击,置之死地而后生,却不善于在商业活动中谈判妥协,委曲求全。湖南人重视实干苦干,看不起商业、金融等行业的“投机取巧”和“见利忘义”,这看似优点,实则与时代格格不入。
湖南人做大事不拘小节,也往往表现出办事毛躁,差不多就行,缺乏耐心和工匠精神。说湖南人耐得烦,并非说是做事有耐心,而是指在创新和革新这件事情上,不怕失败,敢于失败,愈挫愈勇,屡败屡战,比较执着。湖南人强调创新,并不喜欢在一件具体事情上过于精雕细作,耽误功夫,就连湖南的美食也是如此。粗犷、热烈,其实不太讲究精致。大多数湖南人对衣食住行都不怎么讲究,也没有什么追求,其实是性格使然。
还有一点,几千年来,湖南人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女子在家里没有地位,读书也少。家里生了男孩,举家欢庆,若生女儿,则唉声叹气。不过,这一思想现在正在转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男轻女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湖南女子特别贤惠顾家,特别吃苦耐劳的特点。“湘妹子”泼辣、靓丽的形象,早已扬名全国。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对一个地区,一个省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时也命也,从古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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